导读
人民币的诞生和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山西就是人民币的诞生地。张卫平经过几年的搜寻、整理、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红色银行》。该书出版后，成为中宣部年主题出版重点图书。
一、山西与人民币的关系
兴县位于山西西北部，与陕西隔河相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一二〇师就在兴县一带创建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年11月，为了支持抗战，在我党领导下，由当地士绅出面建起兴县农民银行。年，晋绥边区政府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年，晋绥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命令，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新的西北农民银行，年12月1日并入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
为了了解兴县农民银行，我从旧书网上很幸运地买到几本研究晋西北农民银行的书籍，还有一本《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里面收集了大量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发布的各种金融方面布告、命令、通知等。很有趣的是还从网上买回鲁顺民写牛友兰的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当时兴县农民银行成立的资料。我这次没有就兴县农民银行看农民银行，而是想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放在整个中国金融史，放在整个抗战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兴县农民银行的建立、发展，以及所产生的历史意义。所以这次重点阅读了《中国金融简史》《中国近代金融史》《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晋西北地区近代金融业发展及其历史考评》《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晋西北农民银行史料》等等书籍，使我对那个年代金融业的发展有了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看完这些史料，我才发现人民币的诞生和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山西就是人民币的诞生地。冀南银行就诞生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其发行的货币叫冀钞。比冀南银行成立更早的兴县农民银行就创办在吕梁山区的兴县，兴县农民银行后来改编为西北农民银行，隶属于晋绥边区政府，发行的货币叫农币。以五台山为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发行边区币。这些货币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力支持了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有力支持了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年4月，冀南银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12月1日，华北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几种货币统一整合为人民币。
三大合并银行中，就有两个诞生在山西，这个发现让我惊叹不已。山西在明清时期就在整个中国金融业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山西商帮创办的票号曾经汇通天下，山西人的聪明才智也在早期金融业发展中发挥过非常突出的作用。抗战时期诞生的这几大银行是否跟这种地域特色有关呢？后来的金融史学者有必要作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是山西人。南汉宸是山西洪洞县人，又名南汝箕，毕业于北平政法学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抗战时期在延安从事经济工作。年应董必武邀请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会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成立后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担任首任行长，是中国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还有一位当时活跃在金融界的山西人士冀朝鼎。冀朝鼎是山西汾阳人，留美经济学博士，抗战时期被组织上安排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和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稽核处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等，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
为了获得对兴县农民银行的现场感受，年冬天我去了兴县，先后参观了晋绥边区纪念馆、兴县农民银行旧址、农民银行印刷厂等地方，听兴县的老人们讲述农民银行的陈年往事，跑到西柏坡参观董必武题写“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时所在的办公室，直到最后在石家庄找到当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的大楼。这座土灰色的大楼已经变成一座博物馆，我去的时候恰巧不是开馆的日子，只能在大门外凝视这座有着不平凡意义的建筑，想象几十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的热闹景象。大楼前的小广场上竖立着两尊雕像，他们是董必武和南汉宸，两人并肩而立，目视着遥远的未来。
经过资料研究和田野调查，我进入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阶段。期间反复思考，最终确定这部小说的名字为“红色银行”，内容就是以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历程为主，再现那段鲜为人知又艰苦卓绝的银行发展秘史，展示银行人在大时代大转折时期的命运悲欢，从一个侧面呈现我党在金融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刘少白这个人物
写兴县农民银行最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刘少白。
兴县人诚实厚道，待人热情，但也有非常执拗的一面，那就是认定的道理会坚定地执行下去。刘少白出生于年，我只能从照片上和他的经历上来考察研究他的个性。照片上的刘少白，目光冷峻，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刘少白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叫黑峪口的地方。黑峪口在过去是一个非常繁华热闹的大码头。无数商船从南方逆流而上，把从南方采购回来的茶叶、食盐、布匹运往蒙古（当时内、外蒙古统称蒙古，均系我中华领土）乃至俄罗斯等地，同时又有大量商船把从北方采购回来的毛皮等运往内地，黑峪口也就成了人员往来密集、商贸交易活跃的繁华商埠。我去过黑峪口，黄河仍一如既往地奔腾而下，只是沧海桑田，昔日的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孤寂和荒凉。因了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刘少白家族也从单纯的种植务农逐步成为当地有名的商户。刘家发家致富是在他的曾祖父那一代，从给过往客商卖烧饼做起，一直到有了自己的运输船队、药铺等。他的曾祖父手里有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件”，那就是在当地建起一座非常气派的房院，人称“十六窑院”。如果和山西晋中的大商户比起来，刘少白祖父的“十六窑院”其实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在当地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我曾问过当地老人，回忆起来仍然赞叹不已。从史料记载上看，“十六窑院”其实就是十六孔窑洞。黑峪口村民住在黄河岸边的半山坡上，刘家的“十六窑院”依坡而建，北面五孔，东西两面各三孔，南面又是五孔，正院外还有侧院。院内全是青砖墁地。大门也十分考究。刘少白成人后曾亲题门匾“襟山带水”四个大字。与周围村民的茅屋比起来，“十六窑院”也确实够得上奢华气派了。
北方有句民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意思是从一个人少年时候的言行举止上就能看到这个人的未来。少年时候的刘少白除有过这种家族文化熏陶外，也显现出别具一格的个性特色。老人们说少白小时候胆子特别大。少白读书的时候私塾里有孔窑洞传说有鬼，谁也不敢住，少白不害怕，一个人住进去，半夜时分果然传来异响，少白不仅不害怕，还举着火把寻找到异响的源头，原来是一把北方人用的夜壶作怪，风吹过来，呜呜作响。还有一次少白要跨过黄河到西安参加考试，当时黄河滔滔，更危险的是要越过一个暗礁，天气晴明行船没问题，现在风高浪急则十分危险。别人不敢过，只有胆大心细的少白和船工穿过了这道鬼门关。不知道刘少白在日后的人生中，特别是在他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过程中，这些经历对他有过多少帮助，但至少可以从这些沉淀的经历中汲取胆量、勇气和智慧。
刘少白先后当过山西临时议会议员、河北建设厅科长和天津商检局副局长、局长等官职，与阎锡山是山西武备学堂同学，与傅作义等当时国民党高层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搭救过一大批被追捕乃至已然被捕的共产党人。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刘少白女婿的安子文对他的妻子刘竞雄说，你父亲曾干过一件大好事，他曾救过王瀛。王瀛正是当时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地委）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时期山西革命运动的领袖。特务追捕他，他跑入刘少白家中，刘少白不顾安危以议员身份藏匿王瀛，并亲自购买火车票将王瀛安全送出太原。另一个与刘少白交往最多的共产党人是王若飞。王若飞被捕后，刘少白利用和傅作义的关系，亲自跑到绥远为王若飞说情，与王若飞成了莫逆之交。王若飞也介绍这位开明的前清贡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外闯荡几十年的刘少白又回到他黄河岸边的“十六窑院”。此时国军节节败退，大同、忻县、太原等地相继沦陷，回到兴县的刘少白很快担任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兴县分会经济部长。当时的兴县不仅有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的部队，也有阎锡山的部队和撤退下来的东北军等。几万人马拥挤在这片狭小的地域里，粮饷就成了很大问题。特别是八路军，“天寒又地冻，战士仍单衣”，急需筹措资金支撑军队乃至当地民生发展。当时的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退到陕西秋林镇和山西吉县一带，地处晋西北兴县的政权体系，特别是保障民众生存和发展的金融体系，也处于混乱、失序乃至崩溃状态。经济是基础。历史就这样把年过半百仍精力充沛的刘少白推到舞台中央。年11月，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发生，“兴县农民银行”在兴县县城成立，刘少白也在众人的推举下担任了首任兴县农民银行经理。
兴县农民银行存在了三年多时间，年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后改名为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边区政府在兴县农民银行基础上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仍然担任经理。年，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成立新的西北农民银行。同年年底，西北农民银行与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刘少白后来还做过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年冬天在北京病逝。
刘少白与牛友兰
三、不能忘了牛友兰
在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史上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能忘记，他就是晋西北一带非常有名的开明士绅牛友兰。
据鲁顺民在《毁家纾难牛友兰》一书中介绍：“牛友兰的家庭在他曾祖、祖父时期还比较贫寒，到其父牛锡瑗时开始发家，到牛友兰出生时的清光绪年间，家里已雇有长工，广有田产。据村里人回忆，在年抗战爆发时，他家共有土地多垧，约合1万多亩。除蔡家崖及附近村落外，远在百里之外的兴县东会、寨上、上川也有地产。除经营出租土地，在县城还有‘复庆永’‘复兴永’商号，在黄河水旱码头黑峪口还开有‘得成生’商号。到年下半年，牛家在蔡家崖陆续建起5座院落和1座花园。”去了兴县不去蔡家崖，不去看看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是件非常遗憾的事。纪念馆旧址占地平方米，院院相套，曲径勾连，这里正是牛友兰先生当年捐献给晋绥边区政府的宅院和花园，当地人称“花园院”。
银行要成立，必须要有足够的本金做资产。正值战争年代，远水不解近渴，资金筹集主要靠县里的富裕户。当时牛家是最大的富裕户，牛家能不能带头，能带多大的头，几乎关系到银行的生死存亡！牛友兰先生拿出2元现大洋及多石粮食支持银行建立。在他带动下，到这年年底，全县多家富裕户共为银行筹集银圆6万余元，粮食余石，基本保证了银行顺利开业。当时的县长张干丞就曾感叹：银行的事，没有牛先生的热心支持是难以办起来的。
牛友兰除过支持兴县农民银行成立外，还把“复庆永”商号内存储的布匹、棉花、鞋、袜、肥皂、毛巾等全部拿出来，解决了新军决死纵队二〇三旅十八团一个整团的过冬被服。随后又筹资兴建“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生产战时军民所需的日用品和支前物品。——据史料记载，从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年日寇投降，牛友兰先生共为国捐资元白洋，捐粮多石，捐献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不计其数。除此之外，牛友兰还先后把自己的儿子牛荫冠、牛荫天、牛荫东、牛荫西乃至侄女牛荫英、牛荫婵、牛兴中，侄孙牛联棠、牛联枝、牛联桐、牛番秀等亲人送入革命队伍。
年牛友兰参加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访问，这年年底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年晋绥土改时，牛友兰先生受到不公正对待并于同年9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年7月24日，中共兴县县委为牛友兰先生正式作出平反昭雪决定，宣布：“从政治上为牛友兰先生彻底平反，推倒在运动中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昭雪不白之冤。”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兴县牛友兰花园院
冀南银行
作者（右一）在西北农民银行印刷厂旧址
四、兴县农民银行
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召开了首次董事会。刘少白、牛友兰、刘训三、张干丞、牛何之等参加了会议。这次董事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对银行的名字、运作章程等作出决定。在起名字的时候，有多个备选方案，既有叫兴县银行的，也有叫抗日银行的。其中抗日银行呼声较高，认为叫抗日银行，名字响亮，更具革命性。刘少白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地的经济以农民经济为主，银行成立后的主要业务对象也是农民，起名兴县农民银行，既可避免反对派的干扰，又会使农民感到亲切，使银行获得雄厚的群众基础。大家一致同意刘少白的分析，并决定给银行正式起名为“兴县农民银行”。
银行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发行钞票。但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印刷钞票专用纸张，也没有印刷钞票专用设备。刘少白就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他说：目前解决八路军的经济困难，任务紧迫，刻不容缓，必须分秒必争。没有专用纸张就用土制纸代替。票面由刘少白、牛在华等几人共同研究，他们边设计，边研究，边修改，票样确定后又请了一位刻章师傅雕刻，然后制版。印版制好后就到县城东门外一家叫长兴堂的小型印刷馆印刷，印刷馆只有一台石印机，两名工人，银行派人现场监印。钞票印好后拉回银行，裁切好后加盖专用印章生效。加盖的印章除“经理之章”“副经理之章”外，又加印了“少白”毛笔签名。为了防止伪造，钞票两面含有三个暗号，对外严格保密。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印出了第一批2万元货币，面额全部为1角2角小票。根据档案资料，这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地银行最早发行的一组货币。年底再印出5万元。年又印出第三批10万元，以1元为主，兼印1角2角。
据当年的工作人员牛何之回忆：农民银行的钱，80%支付给八路军使用，有时是一二〇师民运部长刘亚球和供给部长亲自来取，偶尔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亲笔批条提款，其数额都在一两千元，最多一次00元。有时银行现金不足，即开出加盖银行印章的便条直接购买物品，事后卖主持条到银行换现款。
五、《红色银行》的诞生
有了上面所叙的资料研究，年9月份，我便集中精力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色银行》。小说最难的是开头，它是整部作品的基调，连续写了七八次开头，写了删，删了写，哪一次也不是心中想要的那个感觉。大概是年9月23日，突然冒出一句：“天气突然就变冷了，连一点过渡也没有。这是黑峪口渡口上贺麻子最真切的感受。”一下就找到了叙述的感觉，此后便进入长时间的写作过程，年年底初稿完成，把稿子发给有关领导、朋友们，先后在兴县文联、省作协、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等部门支持下举行了多次改稿会，听取了党史、地方史、金融史等方面专家意见，特别是听了《刘少白传》作者、《牛友兰传》作者、牛友兰先生后人牛铁航先生，乃至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时代出版传媒总编辑朱寒冬等人的意见，又对作品进行了五次大修改、补充、完善，年4月4日修改定稿，年8月份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书出版后先后入围国内多个好书榜，也成了中宣部年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受到读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