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嘉淦画像
奉诏回朝
孙嘉淦在石猴山过着“白鹤青岩半,幽人有隐居”的生活,一日三餐,均系山中自产,虽然清淡,一家四口,却也其乐融融。他在此生活不到一年,就又奉诏回朝。
乾隆十四年十月初八,山西巡府准泰转吏部咨文,称“孙嘉淦著该部行文调取来京,赏给左副都御史衔,汪师韩仍授为翰林院编修,俱著在上书房行走。”孙嘉淦对做官早已厌倦,接旨后反复思索,去还是不去,拿不定主意。张氏说,倘若不去,就是抗旨不忠,不如先返回京城,做着再说。如若难以为是,找个借口回来也不迟。于是,孙嘉淦便离了石猴山,雇车马将粮食及杂物运回城内,交与二哥鸿淦,于十月底,带着家眷上路返京。他出邑之时,城乡民人闻知,皆聚于道旁,观其容貌。孙嘉淦坐在马车上,摆手致谢父老乡亲。出县境后,便快马加鞭,七日之间,便回得京来。
孙嘉淦本已休致,却又召返入朝,缘起于上书房。当年九月下旬,乾隆偶查上书房入值门单,发现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七八天里,有盛安、齐召南两位师傅竟没有履职,他对师傅失职、皇子逃学行为十分不满,稽考情由,原来是盛安患病,齐召南骑马坠落骨折,调理未愈,故不能行走上书房。他想,长此下去,皇子学业荒废,事关甚大。可是又让谁来担当重任呢?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他忽然想到孙嘉淦,老臣前为自己的师傅,不仅学识渊醇,且不徇私情,精于管理,朕尚对他有些悚惧,几个皇阿哥他还能管束不了,何不把他召回朝廷,在上书房行走?他又细思量,休致的老臣复召有无成例?便和大学士张廷玉相商。张廷玉说,古代很重视发挥退休官吏的顾问作用,如元朝担任过翰林院侍读学士的窦默,休致回籍后,又被元世祖忽必烈遣使召还,十余年间,数承顾问。乾隆听后,觉得自己的主意不错。但上书房行走并非官职,就又委认孙嘉淦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职,遂谕旨吏部,速召孙嘉淦来京就职。
孙嘉淦进京后,在彰益门外的原孙府故居旁的客栈住了下来,等待皇上召见。一日午餐,他在饭馆要了一盘煮鸭蛋,连蛋壳一块吃。老板见状,笑这个老头是山野草民,把土气带来京城,招待冷淡不周。张氏不忍店家慢待,便朝着老板朗声说:“连皮吃鸭蛋,好你个孙嘉淦。”老板一听,这个老头原来是三朝元老孙嘉淦,便再也不敢慢待了。孙嘉淦在此住了几天后,皇上赐予其彰益门府第一处,一家人住了进去。
上书房始称于康熙三十二年,原址在西华门南熏殿兆祥所,乾隆初年,选择乾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选择此处首先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皇帝在乾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之前一般由满、汉大学士各一人为上书房总师傅,并设满、汉文师傅若干人。师傅轮流入值,与皇子相见,仅以捧手为礼而互不下跪。乾隆二十二年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书房正堂挂有雍正帝亲笔御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上书房行走,实际上是皇子师傅的副手。“行走”一词,意为驱使或派差,并非官职,只说明此人在何处供职。孙嘉淦来到京都后,官职为左副都御史,却未到都察院赴任,而是在上书房行走,教授诸皇子。
乾隆帝共有十七个皇子,十个皇女。但皇子中有七人不到十岁就病夭,有三人长大成人后,也是英年早卒,有四子永成、五子永两子又过继给堂兄弟。孙嘉淦执教时已是乾隆十四年冬,皇帝已生下九子,其中六个已到读书年龄。此六子分别是长子永璜,年龄二十二岁,二子永琏,十九岁,三子永璋,十五岁,四子永成,十一岁,五子永琪,九岁,六子永,七岁。
乾隆帝对教育子孙一事极为重视,继承了皇太宗雍正尊师重教之传统,并记取圣祖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的教训,对皇子既抚爱备至,又严加管教,严格遵循皇子冲龄之年必至上书房读书的祖制,让满六岁的皇子按时到上书房学习。皇子们每日早六点入学,午后一时三十分散学,散学后在圆明园学骑马射箭。寒暑无间,虽婚娶封爵后,仍读书不辍。每日功课,先学蒙古语二句,拉竹板弓数十遍,读清文、汉书各三十分钟,再读“二刻”后散学。天天如此,只有元旦、端午、中秋、万寿、自寿,共放假五天,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孙嘉淦后在军机处辅政时,逢早班五点至值房,部院百官来者仅十数人,且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点点入东庑,此则皇子进书房。这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百姓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皇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难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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